草根组织的魅力型领导研究——以全国首家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为例(《伦理学与公共事务(第三卷)》)
2017-01-14

浙江快乐彩开奖结果 www.sm5o4.cn 《伦理学与公共事务(第三卷)》

第十一章 草根组织的魅力型领导研究

——以全国首家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为例

郭道久 张月

问题的提出与理论选择

20世纪90年中期代以来,当代中国迎来一个NGO的发展高峰。与80年代行业协会、基金会发展迅速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各种自下而上的纯社会性组织比较活跃,数量也日益增多。~①对各种形态的NGO来说,一个共同点是组织的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领导者,那么,这些领导是依靠什么驾驭组织的呢?正如德鲁克所说:NGO在运作管理不靠利润驱动,而凭借宗旨凝聚和引导,这就向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依靠领导魅力,更要依靠组织的凝聚力和宗旨。由于不同NGO在“官民二重性”问题上的差异,决定了它们在领导的产生以及领导者实际依靠的资源等方面有较明显差异,除了德鲁克强调的领导魅力、组织的凝聚力和宗旨之外,对那些行政化色彩较强的组织而言,主要领导资源是权力,或者笼统地称为政治资源,比如人民团体;而那些与政府部门联系紧密的行业协会、基金会等组织,其领导者对政治资源的依赖程度也比较高;除此之外,那些自下而上产生的NGO,则不具备这些政治资源,其领导者依赖的资源则比较符合德鲁克的观点。从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调查情况看,这类组织的领导者大多是民间的精英人物。他们往往既是组织的领导者,也是组织的创始人,而他们建立和引导组织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自身不同寻常的魅力,本文将其称为草根组织的魅力型领导。

“草根”一词的基本含义是乡村地区、基层、基础、群众等,它起源于美国,但最初并不具有这样的含义。NGO作为一个国际通行的概念,强调的是组织的“非政府”性质,它实际已经可以涵盖那些来源于基层的、主要服务于社会公众的、非政府的组织;或者在某种情况下,为了强调这种组织与那些范围较大、影响广泛、层次较高的组织的区别,可以使用草根组织这个概念。但在当今中国,NGO这个概念的外延比较广泛,政治性较强的人民团体、与政府联系紧密的行业协会都属于NGO,它与本文研究的那些产生于基层社会、自下而上活动的组织是包含关系,所以,用NGO概念指称本文的研究对象过于宽泛。所以,本文选择草根组织的概念,一方面强调这种组织的整体归属是NGO,同时又要突出它们来源于基层,是自下而上活动的非政府组织。本文的研究对象——三明市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是一个经过登记注册的草根组织,不过,从研究对象上讲,那些没有经过登记注册的组织也应该包含在内,因为它们确实存在并发挥着积极作用,而且它们中也广泛存在魅力型领导现象。

如何解释草根组织中广泛存在的魅力型领导现象呢?本文选择的是魅力型领导理论,这是一个由韦伯提出,经由豪斯等人发展的领导科学理论。“魅力”是指领导者对下属的一种天然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魅力型领导往往意味着这种领导者对于他人有着重大的影响力。豪斯认为魅力型领导有三种个人特征,即高度自信、支配他人的倾向和对自己的信念坚定不移。豪斯发现魅力型领导者有4种共同的能力:有远大目标和理想;明确地对下级讲清这种目标和理想,并使之认同;对理想的贯彻始终和执著追求;知道自己的力量并善于利用这种力量。豪斯还对魅力型领导进行了详细分解,从领导效果的角度来确定魅力型领导是如何形成的。他提出的魅力效果包括:团队成员信任领导者信念的正确性;团队成员的信念与领导者的信念具有相似性;对领导者毫无疑问地接受;敬爱领导者;愿意服从领导者;认同并效仿领导者;与团队成员或使命的执行者有情感上的联系;团队成员的目标被提高;团队成员感到他们能完成使命或对使命的完成有所贡献。

魅力型领导理论揭示了魅力型领导的基本内涵、行为特征以及效能等关键问题,这对于揭示草根组织魅力型领导的形成原因、基本要素、对组织的积极影响以及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等问题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本文通过对中国首家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及其会长林瑞班——一个魅力型领导的分析,尝试解释上述问题。

案例简介

1998年5月9日,全国首家群众自发组织的三明市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正式成立,在全国开创了用志愿者形式推动无偿献血事业的先河。这个经过民政局核批的民间社会团体,规模大、人数多、跨行业、时间长,在创始人林瑞班的领导下,有序地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不求回报,不计得失,现已闻名省内外。他们虽然年龄、性别和职业不同,但目标相同:奉献爱心,输送热血,抢救垂危伤病员,帮助医生从死神手里夺回一条条生命。2004年以来,三明市的临床用血已完全来源于无偿献血。2004年10月2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大会上,福建省三明市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及她的创立者——33岁的林瑞班,同时荣获卫生部、中国红十字会授予的“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这是中国无偿献血的最高奖。2008年5月11日,北京奥运圣火在福州传递,拥有“献血英雄”称号的林瑞班在鲜红的“热血”与火红的“圣火”间,谱写了一曲激动人心的红色礼赞。

十几年来,林瑞班用大部分的业余时间开展无偿献血活动,现已累计无偿献血93800毫升。他还经常奔波于捐献骨髓、敬老助残、捐资助学、环境?;?、拥军优属、社区服务等公益事业活动,感动、带动、发动了国内外千千万万的人们参与公益事业,先后获得“全国十大社会公益之星”、“中华慈善奖”、“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中国优秀青年志愿者”、“福建省优秀共产党员”、“福建青年五四奖章”、“福建省十大杰出青年”、“福建省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八闽慈善奖”等荣誉;协会先后被授予“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福建省无偿献血促进奖”、“福建省青年志愿者十大标兵队”等荣誉称号;他的一家被授予“全国五好文明家庭标兵户”荣誉称号;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国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中央、省、市几十家新闻媒体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由于林瑞班的影响,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这一草根组织在没有任何物质奖励的情况下,依然吸引着无数的爱心人士加入其中。与此同时,各地的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也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起来。

草根组织魅力型领导的产生原因

三明市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之所以能够出现并迅速发展,在无偿献血方面为社会作出重要贡献,与林瑞班这个领导者是分不开的,而他并不是中国社会传统的“领导”,既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社会名流和富有阶层,那么他是如何建立一个草根组织并领导这个组织走向成功的呢,或者说他为什么会成为一名魅力型领导?

限于对NGO的了解程度等原因,一段时间内不少在NGO工作的人,都认为其挑战要小于政府部门和企业,只要具备一定的做事能力就行了,但是,随着NGO的不断发展,现在大多数人都已经意识到仅仅有热心做好事是不够的,从事NGO工作面临的挑战更大,尤其是其领导者,必须有很高的素质和能力,能够随时调整战略,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否则就会面临淘汰的危险。从林瑞班的案例中,我们看到,草根组织魅力型领导产生于组织本身的特殊性、特定的外部环境以及社会需求等因素。

首先,从组织的发展进程看,它是从“一个人”到“一个组织”过程。这是魅力型领导诞生的基础。1995年5月,林瑞班开始了个人第一次献血,但在十几次的无偿献血后,他感觉到仅靠个人的力量十分有限,需要动员更多的人来参与。1997年8月,他开始联系无偿献血的热心人,用业余时间来筹备组建三明市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在他们的带动下,1997年三明市无偿献血人数首次突破千人大关。1998年5月9日,全国首家群众自发组织的三明市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正式成立,林瑞班也当选为会长??梢运?,协会是在林瑞班的努力下产生的。从一个人单独行动到组织众多人共同行动,这是众多草根组织共同的发展之路。社会公益事业需要有志之士开拓荒原,以奉献精神推动良好的社会氛围。在这个过程中,开拓者无论在经历见识、知识技术、活动能力、社会影响等各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成为组织的领导者也是顺理成章的,而他们所依赖的资源优势决定了他们往往是魅力型的领导。

其次,从组织的特殊性来看,草根组织容易产生魅力型领导。萨拉蒙认为,非营利组织具有非营利性、民间性、正规性、志愿性、公益性等特征,而三明市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这类草根组织是当前中国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中较符合上述特征的。协会不是某个政府部门“授意”下建立,除了必要的业务指导部门和登记注册之外,其活动具有独立性;林瑞班本人既不是在任或离退休的政府官员,也不是影响广泛的社会知名人士,而是一般的工作人员;这就决定了该组织不可能享有政治性资源,对组织的领导者来说,其职位并不意味着相应的权力。协会是纯粹公益性的,无偿献血并不能给组织的成员带来任何利润,领导者也不具备进行经济激励的条件。这些因素决定了草根组织的领导必然不同于政府和企业的领导者,他们需要用某种崇高的目标和宗旨来凝聚成员、高尚的道德品行和人格魅力来吸引成员,而不可能强制性支配或以经济利益诱导成员,所以,草根组织呼唤着魅力型领导。

再次,从当前中国草根组织所处的外部环境看,魅力型领导的产生也具有某种必然性。韦伯曾指出,魅力型领导的魅力和人格容易产生于特定的环境,如“精神、自然、经济、伦理、宗教、政治?;?rdquo;。当前中国的草根组织所处的特定外部环境就是社会转型,从而产生了各种社会需求。这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在公共管理和服务方面存在一定的“失灵”,主要是供需矛盾。在政府部门没有精力全面管理和提供无偿献血服务的情况下,需要有社会组织来专门从事这项工作,协会就是在这种特定的背景下诞生的。二是社会公众的“茫然”状态。对多数社会公众来说,对无偿献血等社会公益事业是完全陌生的,基本处于茫然状态,这就需要有少数社会精英发挥宣传、组织、沟通、协调等作用,以公益精神服务社会。林瑞班就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无偿献血这项公益事业,将无数有着公益精神的人凝聚起来,而政府也需要这种公益事业,于是通过各种奖励形式来强化林瑞班及其协会,以达到“扩大”效应,更大程度地满足社会需求。在组织自身的需求以及政府的强化之下,草根组织便比较容易形成魅力十足的领导者。

草根组织魅力型领导的四要素

魅力型领导理论形成以来,在分析魅力型领导的行为方面主要有三种模型,即House模型、Bass模型、Conger和Kanungo模型,每一个模型所包含的变量不尽相同(见表一)。

表一  魅力型领导者的行为特征

 

 

House模型

 

 

Bass模型

 

 

Conger和Kanungo模型

 

 

角色模拟

形象塑造

阐明目标

表达较高的期望和信心

激发行为动机

 

 

擅长印象管理

把工作和价值观联系起来

描绘有吸引力的愿景

树立角色榜样

富有表现力的行为

雄辩的口才

 

 

倡导理想化的愿景

承担个人风险

展示非常规行为

对环境敏感

行为方式富有表现力

 

 

行为方式富有表现力资料来源:董临萍、张文贤:“国外组织情境下魅力型领导理论研究探析”,《外国经济与管理》,2006年第11期。

上述三种魅力型领导分析模式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政府部门和企业的领导,而不是NGO。不可否认,三种组织形态的魅力型领导会具有某些共同的要素,但区别也是有的。本文通过对林瑞班及其协会进行分析,在参考魅力型领导分析模型的基础上,尝试总结草根组织魅力型领导的四个要素,即价值观、个人角色塑造、组织能力及愿景规划。

(一)崇高的价值观

这里的价值观指的是个人和组织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和宗旨,也即某种社会公益。草根组织往往具有明确的目标追求,是针对某种紧缺的社会公益而建立的,比如环保、扶贫、助残等,其背后则是普世性的价值观,如公平、正义等。草根组织的魅力型领导,首先需要为自身和组织树立崇高的价值观,以此来凝聚成员。崇高的价值观往往可以唤起社会公众心底沉睡的某种信念和追求,并在魅力型领导的召唤下聚集在草根组织的旗帜下,去实现这种价值追求。

林瑞班和协会的基本信念就是挽救他人的生命,这无疑是一种崇高的价值观:自己献出的热血在关键时刻能够挽救生命,有什么比这个更神圣、更崇高。对自己和协会的献血事业,林瑞班始终无限热衷,无论面对什么困难、取得多少成绩,都矢志不渝,努力践行为社会为公众服务的承诺。他坚定的信念和全身心的投入,逐渐对身边的亲人、周围熟悉的人乃至社会大众产生强大的感染力,激励他们投入到无偿献血的公益事业中,实现他们共同的信念。比如,林瑞班的爱人就是“因为他热心,有爱心,有爱心的人值得依托”而嫁给他的,而在他们特殊的“献血婚礼”上,这种爱心和崇高精神感染了他的姐姐、伴郎、伴娘、所有的亲朋好友乃至婚礼现场的素不相识的每一个人,他们纷纷以献血的方式表达祝福、支持无偿献血事业。林瑞班正是以崇高的价值观凝聚着一个充满爱心的草根组织,而这种崇高的价值观,也是他人格魅力最核心的内容。

(二)个人榜样角色塑造

在House、Bass、Conger和Kanungo三种魅力型领导模型中,都特别强调领导者个人的行为特征所赋予其某种魅力,House强调领导者的“角色模拟”和“形象塑造”,Bass强调领导者“树立角色榜样”,Conger和Kanungo则强调魅力型领导者要“展示非常规行为”和“行为方式富有表现力”(见前表一)。对草根组织的领导者来说,以实际行动践行组织的使命和价值追求,成功塑造个人榜样角色,是其成为魅力型领导的基本条件。林瑞班无疑是这样一个具有魅力的角色。在无偿献血方面,他不仅首当其冲,还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无偿献血事业发展起来。截止2008年9月,他已无偿献血83次,累计献血93800毫升,是福建省“献血冠军”;他亲自上街示范,使市民消除对献血恐惧,认识到无偿献血是造福社会、有益身心的好事,在社会中形成无偿献血的氛围;他用“无偿献血者”的网名在网络上宣传无偿献血,创办个人网站“爱心献血屋”吸引社会公众,发起首次“网络宣传献血捐髓全国行”活动;他痴心于无偿献血事业,虚心“取经”,利用出差机会求教专家,利用下班时间走访联络献血志愿者,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无偿献血。除了无偿献血,他积极参与报名捐献造血干细胞基因库、“中华骨髓库”活动,报名捐献器官、遗体,资助特困儿童的学业,向洪灾、地震灾区和“希望工程”等捐款……林瑞班的努力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他和协会获得的各种荣誉证明了这一点。正是他的榜样角色感动了无数人,也带动了无数的追随者,这种强烈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使得他和协会的追求得到人们的认同,随之而来的是爱心事业的不断发展。

(三)卓越的组织能力

草根组织的领导者的对象是热心参与者和志愿工作者,他们之间不存在政府部门和企业那样的上下级关系,领导者也无法依靠权力和经济利益作为管理手段,这种以民主为核心的管理方式对领导者的组织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高超的技巧是维系组织的纽带。从这个角度讲,卓越的组织能力也是魅力型领导的重要组成要素,正是凭借这种能力,领导者实现了对组织的掌控并较容易地实现组织的目标,领导者的人格魅力也因此得到升华。

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纯粹是志愿者之间的联合,其志愿性决定了他的领导者要倾向于人员导向型,即关键是把志愿者组织起来,因此,领导者必须解决好诸如咨询、人员规划、动员志愿者的积极性、组建团队以及管理冲突和变革等方面的问题。这实际是对领导者组织能力的考验。林瑞班在组织志愿者和管理协会方面展现出高超的技术和卓越的能力。比如,为了便利有序地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他按血型将会员分成四大组,再十人一小组,设一个组长,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活动,并将会员情况登记造册,编制成会员联络簿,遇到血液需求,特别是特殊血型的需求,便可按图索骥,招之即来,来后即献。为了激励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无偿献血志愿者队伍中,他提出了对无偿献血量累计达1000、2000、3000、4000、6000、8000、10000毫升的会员分别授予“一至五星级优秀会员”、“特别杰出会员”、“终生荣誉会员”,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卓越的组织能力不仅有利于提高协会的活动效率、为协会的发展提供保证,更使林瑞班的个人能力和魅力得到充分展示,使他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拥戴,以一个魅力型领导带领协会创造一个又一个的爱心神话。

(四)清晰的愿景规划

草根组织的领导应该是未来取向的,他需要对组织的未来以及他们所追求的事业的前景有明确的分析判断,能够感知到事物现行运行方式与可能的或应该的运行方式之间的差距,能够认识到现存秩序的缺陷,并能够提出如何克服这些缺陷的令人兴奋的设想。简单地说,他必须让跟随者看到希望,并对自己的信念坚定不移。对草根组织来说,这种自愿的、无物质回报的投入如果不能换来精神回报(信念的实现等),是很难维系下去的,领导者需要为组织勾勒出清晰而理想的愿景,作为激励组织前进的动力。同时,在组织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愿景要能够逐步得到实现。草根组织领导的这种能力能够增加组织成员对他的信任,增强“跟随”的信心。从自己献血到组织大家献血,从“一个人”到“一个组织”,林瑞班准确把握了无偿献血的社会需求与社会公众的爱心之间的契合点,清楚地告诉大家,组建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可以将个人的爱心最大限度释放,也可以使社会对血液的需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这样一种清晰的愿景,让更多人站到了林瑞班的无偿献血大旗之下,而事实也一步步证明,这种信任是正确的。在协会的影响带动下,三明市无偿献血记录一次次被刷新:1999年参与无偿献血者突破万人大关;1998年至2004年平均每年都有近2万人次参加;2004年以来,三明市医疗临床用血100%来自志愿者捐献;协会个人会员从最初的8人发展到近千人,拥有了一支600多人的无偿献血应急队,建立了120多人参加的三明市稀有血型捐献者名库,会员中累计无偿献血1000毫升以上的有300多人;在协会成立10周年,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彭珮云专门为协会题词:“捐血救人,造福社会”。这一切表明,林瑞班为协会描绘的愿景正在逐步实现,献血者的爱心和精神价值正在向全国、全世界传播。而且,作为一个草根组织,协会得到党和政府的认可,这为协会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给自己和成员一个清晰的愿景到逐步实现之,草根组织的领导者在这个过程中证明自己是值得信赖和追随的,在成功增强组织的凝聚力的同时也增加了个人魅力,将魅力型领导的内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林瑞班及其协会的分析,我们看到,在当代中国,草根组织中产生魅力型领导具有其合理性。这是其一。草根组织由于是纯粹社会性的组织,利用社会资源提供公益服务,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因素不能成为组织领导的主要资源,所以,草根组织的领导者需要在权力和经济利益之外寻求新的依赖资源,而个人魅力就是这样一种重要而有效的资源,它可以使草根组织的成员和志愿者与领导者产生共鸣,进而接受并追随领导者。领导者的魅力发挥着提高组织凝聚力、联结组织成员纽带的作用,从而使草根组织有更大的动力和能力去追求公益理想、完成使命。另外,当前中国的草根组织多数都是由少数社会精英一手创建起来的,而创建者一般又是领导者,这个进程是魅力型领导的产生重要因素。

其二,从草根组织的发展角度,魅力型领导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他们对组织本身、乃至当前中国组织整体的发展都是有益的,至少在当前一段时间内,我们应该着力培养魅力型领导。魅力型领导理论认为魅力型领导在特殊时期更能发挥作用,这与草根组织目前的处境是吻合的。当前中国的NGO还处于初发阶段,而许多草根组织还处于“无名无分”的黑户状态,但它们之所以存在,一方面是存在社会需求,另一方面与少数有识之士的辛勤耕耘也是分不开的,而这些有识之士往往扮演着聚集在他周围的理想追随者的魅力型领导的角色。从这个角度讲,肯定魅力型领导实际是给社会公益的“先进者”一个实现自己价值追求的机会、给众多处于“地下”或“半正规”状态的草根组织寻找一个出路。虽然不能肯定魅力型领导一定能够解决草根组织面临的诸如合法性基础缺失、运行机制不完善、志愿者紧缺、人员专业化程度较低等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大量魅力型领导的存在将使处于探索阶段的中国草根组织的发展前景更光明。

魅力型领导对草根组织的发展有积极作用,但他同样也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对此我们也要有足够的关注:

(一)草根组织的魅力型领导是否会演变为“专制家长”

魅力型领导理论一直对领导的强势和专制可能存有疑虑。的确,魅力型领导因为其非凡魅力而比较容易获得普遍服从,从而可能对领导心理产生影响,导致领导者自我陶醉、“唯我独尊”,组织成员“唯命是从”。这种危险对草根组织依然存在。虽然权力和经济利益等专制倾向的诱导因素没有政府和企业那样显著,但NGO本身就存在家长作风的缺陷,况且草根组织还较广泛存在组织不健全、行为不规范等问题,一些组织的创办者将组织视为个人的“私有财产”,这些都是“家长制”、“一言堂”的潜在因素。所以,如果对家长制倾向没有足够的认识,草根组织的魅力型领导较容易演变为专制家长;或者魅力型领导对“家长制”有主观意识,主动谋取,在魅力光环的掩饰下,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在草根组织的魅力型领导与“专制家长”存在某种关联、很难明确区分出界限的情况下,魅力型领导的价值观、个人行为等就尤为重要,具有崇高价值观、践行组织使命、严格约束自己的魅力型领导可以组织,但其专制家长倾向也能够毁灭组织。

(二)草根组织魅力型领导的持续性问题

对众多草根组织的魅力型领导来说,都存在一个从公益理想的追求者到组织的创建者,再到魅力型领导的过程。一般来说,在魅力型领导的带领下,组织都能获得较好的发展,但问题是,一旦魅力型领导离开组织会产生什么后果,组织还能持续下去吗?现实中曾经发生过NGO的领导离开后,组织很快就衰落下去,甚至消亡的现象。在当前草根组织还处于初发阶段,领导者还全力为组织谋发展的情况下,这个问题还不突出,但由于各种原因,领导者总有退出舞台的时候,即使是坚定的公益理想追求者,也还有生命周期限制,所以,后魅力型领导时期草根组织的发展问题是存在的??赡艿目悸前ㄅ嘤碌镊攘π土斓?、转变领导类型等,但需要避免的现象是,魅力型领导在组织就在,魅力型领导离开组织就衰落甚至消亡。

 

延伸阅读

《伦理学与公共事务(第三卷)》

 

作者:李建华 主编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06-01

内容简介

《伦理学与公共事务(第3卷)》讲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也许是关于国家正义(the justice of the state)这一话题最为著名的讨论。有趣的是,我们得提醒自己,柏拉图的最终目的是想弄清楚一个正义的人是怎样的,他是想把正义解释为一种个人的美德。然而今天,“正义”总是主要被当作政治社会,或国家的一种美德。而个人的正义美德常常被忽略,并且,柏拉图关于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相似性的假设也随之被忽略。对国家正义和个人正义之间联系的这种割裂,不仅仅是柏拉图本人对正义国家的描述的影响变得日渐微弱的(waning influence)结果,它还是《理想国》在某些章节中,区分个人道德(individual morality)和政治道德(polit—ical morality)这一普遍倾向的一种体现。

目录

理论前沿

政治中的自由:在自主性与传统之间

正义、义务和善

伦理史论与公共生活

“无君子则天地不理”——荀子“心与道”的关系片论

论贞观君臣对道家政治伦理的践行及其经验教训

国际伦理与国际事务

美国视角下的未来美中关系

国际伦理怀疑主义的流变

美德伦理

美德伦理学的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解释:论道德分类学

麦金太尔德性方案的现代性限度

公共伦理

中外行政检举变迁的政治学理路

当代未成年人的双重道德境遇

草根组织的魅力型领导研究——以全国首家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为例

论作为公益伦理原则的仁爱

作为社会主体的企业道德责任

探索与争鸣

论流亡者及其命运

农村公共服务过程中的农民利益表达

稿约

文摘

第一章 政治中的自由:在自主性与传统之间

[英]约瑟夫·拉兹

李义天译 卢风 校

柏拉图的《理想国》也许是关于国家正义(the justice of  thestate)这一话题最为著名的讨论。有趣的是,我们得提醒自己,柏拉图的最终目的是想弄清楚一个正义的人是怎样的,他是想把正义解释为一种个人的美德。然而今天,“正义”总是主要被当作政治社会,或国家的一种美德。而个人的正义美德常常被忽略,并且,柏拉图关于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相似性的假设也随之被忽略。对国家正义和个人正义之间联系的这种割裂,不仅仅是柏拉图本人对正义国家的描述的影响变得日渐微弱的(waning influence)结果,它还是《理想国》在某些章节中,区分个人道德(individual morality)和政治道德(political morality)这一普遍倾向的一种体现。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也许是主张区分政治道德和个人道德的最有影响力的提倡者。这种区分在中立的名义下进行。他告诉我们,国家应该在不同的善观念之间保持中立。

 

而我,则属于那些从来没有皈依过中立信仰,从来不坚信在个人道德和政治道德之间存在分离的人。以政治自由(political liberty)——它是国家的,或者更直接地说是良好国家(good state)的正义的核心组成部分——为焦点,我将认为,即使存在着好几种关于自由的政治见解,但只有那些从个人道德出发的论证,才是主要的论证,它们解释了政治自由这一理念何以存在的原因。

然后,我还将讨论一下政治自由及其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我会以一种可能显得较为迂回的方式——通过对一些争论和分歧,诸如关于个人道德与政治道德之间关系的那种争论与分歧之所以发生的真正可能性的思考——来达到这一点。

人们在政治上怎么会存在分歧,这并不是我所关心的问题。虽然这是一个不错的、能够激发人们诸多思考的问题。然而,我的问题却与此不同:假设人们在政治上存在分歧,那么怎么会出现如下这种情况呢?即,分歧常常不在于有些人接受而有些人拒绝自由或其他的政治理想(ideal),而更多地在于,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个理想,但对它的本质和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以那些得到普遍承认的理想的本质(nature)和含义(implication)为中心而展开争论,由于我们是如此习惯于这样的争论方式,以至于没能看到这一事实的荒谬性。试想,如果我们发现分歧正在使得人们两极分化——一边相信自由,或者平等、博爱等等是一种政治理想,而另一边则否认这一点——那么这是不是不正常的呢?

我不想夸大其词。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政治争论都是围绕这些共有理念的本质和含义而展开的。有些就不同。然而,有些仅仅是表面上显得不同:有一种重要的政治争论就关注不同理念的相对重要性问题。这是一个在这样的情况中——可选用的方案需要是对多种理念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实现的折中——对人们的决定而言十分关键的问题。其实,这些也是针对相互冲突的理念的本质所进行的争论,虽然它们具有一些显著特征,会容易使人们把它们当作上述争论的一个重要分支。

而另一些争论则的确是不同的。有些牵涉到剧烈的利益冲突,而有些则是因为有的人拒绝而有的人支持某些理念的道德力量(moral force)而产生的。因为,并非人人都相信,平等是一个有效的政治理念;也并非人人都相信,在其严格的意义上,人权就是一项不论其环境或社会条件,而由现代人种群(homo sapiens)的所有成员都无条件地拥有的权利。此类争论的存在很重要,不该忽视。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对政治理念的信仰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也曾有过作为政治理想的自由或民主等没有得到任何人支持的年代。对它们的信仰是在时间中逐渐形成的,对这些理念的理解也在时间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然而,在最深刻的层面,即使我们以它们的历史为参考,也无法解释当代针对这些理念的本质所展开的争论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因为更多的情况是,人们理解某个理念的方式在时间中的演化和转变,依赖于人们在每一特定时代里针对其本质的争论。而这就是我想引起你们注意的问题。

这一现象的存在,在过去的50多年时间里,至少是从加涅(Gallie)的那篇论述本质互竞的概念的论文发表以来,已经得到了英语世界中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由这篇论文及其所涉及的话题而引发的许多讨论,皆来自这样一种渴望,即,希望能够理解像“自由”、“平等”、“民主”这些词所具有的语义特征——如果人们既能理解它们,却又会在应用它们时产生分歧的话。不过,语义问题不应该和我的问题混淆在一起。我既不认为解释这些在政治辩论中所使用的语词的意义(meaning)有什么特别的困难,也不相信针对政治理念之本质的疑问,仅仅是一场关于语词意义、或者说仅仅是一场这样的争论——其解决将主要得益于我们对那些明确揭示出互竞状态的语词之意义的正确理解。我希望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是对这种形式的政治分歧——关于共有理念的本质和含义的分歧,而有的人可能会希望是那种在清楚理解这些理念的支持者和主张完全不同理念的支持者之间的分歧——之所以流行的解释。不过,在提供答案的过程中,我会从先前提到的那些解释语义的观点中有所借鉴。

但是首先,请允许我做一个常见而简单的、也许是过于简单的论证,来说明为什么有的人会希望,人们不要去争论那些已被共同承认了的理念的本质,而要就不同的理念展开争论,就相互竞争的诸种理念的有效性和说服力展开争论。比如,假设A说我们应当拥有平等,并且当每个人收入相同时才是实现了平等;而B也说我们应当促进平等,并且声称当(且仅当)每个人都过上满足而成功的生活时才是达到了平等。那么,我们难道不应该认为,A和B为了澄清事实,都将会同意说,他们其实是在支持不同理念——姑且称之为“平等1”和“平等2”——吗?他们将会放弃“什么是平等”这一无用的、却具有误导性的争论,而关注于这样的问题——他们理念中的哪一个(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是令人信服而且有效的?可是,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至少是在课堂之外),我们发现这是非常罕见的呢?为什么像A和B这样的人们,总会坚持把他们的争论,看做是关于同一个理念(在这里是“平等”)的不同意见呢?

也许,答案的起点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只有在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和理解后,那些核心的政治理想才能可靠地得以实现。在开始理解关于理念本质之争论的含义之前,让我们简要地提醒一下自己,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自由、法治、平等、宽容、民主以及其他理想,只有当它们成为民众所信服的内容时,才会成功地实现。之所以这样,首先是因为,如果民众缺乏对政治理想的共同忠诚,那么政府和统治精英要想追求和强制推行这种政治理想,就是不可能的;民众的共同忠诚则保证了,他们自己对政治理想的忠诚之心不会因为私人利益或纯粹图方便的想法而受到腐蚀和侵害。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说明政治理想对公众认可的依赖性,即,它们在政府中的实现程度同它们在公众中的实现程度是一样高的??砣莶皇墙鼋鲆揽糠傻奈侍?,它需要通过人们实际中的相互宽容才会实现。自由也不是单纯依靠法律就足够,它需要人们真正尊重他们的邻居和其他人的自由。诸如此类等等。法律会宣布一些标准,但它们只是底线的标准(minimal standards),而无法穷尽我们的政治理想。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对它们的理解都依赖于公众对相关政治理想的重要性的重视(appreciation);因为,如果一部分(至少一些)公众都没有这种重视的话,那么要想让政府对它们有一种恰当的重视,那是不可能的。

政治价值和理想对来自公众的赏识和尊重的依赖,为下面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解释——关于政治价值和理想之本质的争论为什么会一直存在。让人们相信他们已经接受的某种理想具有某种特定含义,要比使他们去信服一个全新的理想,更容易获得公众的听取和支持。这是个涉及名称(name)或名号(brand)识别的老问题:对于以之为真的事情,人们会热情地去听取一种新的解释,他们会对那种认为他们的价值或理想是错误的,并且他们应当抛弃它们而转向其他的主张表示怀疑。只要你愿意,在现行的理想中就有大量认知的和情感的资本(capital)。对该理想的“收益控制”(gaining control),?;ぷ湃嗣窃诟美硐胫幸延械娜鲜锻度牒颓楦型度?。并且,“收益控制”就利用这些投入来支持人们的观点。

现在我要说的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可以解释捍卫自由对民众的广泛接受具有依赖性这一情况。政治自由和其他的政治理想是历史的产物。有的人通过把诸如政治自由这样的理想说成是“社会构建物”,来表达这种相关的思想。政治自由的理想拥有一段历史,这种显而易见的观点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论断(claim),它不仅仅反映了这种理想受到承认的程度,而且还解释了该理想的存在。这种理想存在于历史之中,它并不是从来就有的。

一般说来,所有的价值、权利和规范原则都是历史性的。但是请注意,这仅仅意味着,它们直到某个特定的年代才被知道或者受到重视,它们在有的文化中得到承认而在有的文化中则遭到忽视。比如说,奴隶制的罪恶,过去就没有被承认,或者说没有被普遍承认。有时,把时间地点牵涉进来考虑,我们会获得一个新的观点:在某些历史条件下,原则或理念、权利、义务都没有被运用。它们只有在一定条件得以满足的情况下,才能够得以应用。比如说,各种形式的所有权,诸如知识产权或股票所有权,就不是在一切条件下都适用的财产权形式。因此,对获得这种所有权的机会的拒绝,就并非在一切条件下都是对权利的侵犯。

关于自由,我要说的话还远未说完。自由的理念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它并不是一直存在的。于是,随之而来的一个观点就是,它在过去的不存在,不能被看做是一种损失(loss)。因为这并不是把前人的生活判定为低等的或不够好的基础。不过,我不会直接为这些主张辩解,虽然有一些支持它们的理由会在我的一些评论过程中出现;这些评论所涉及的,是人们针对论述自由理念之历史性的论文所发出的一些最常见的挑战。

这些挑战简单明了——如果不仅政治理念的实际应用,而且理念本身也都是历史性和社会性的现象的话,那么,这些理念将丧失它们的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force)。这样一来,大门就会向有害的相对主义敞开;而相对主义只会把这些理念当作保守意识形态的工具,采取各种方式肯定已经被肯定的理念,而否认尚未被普遍认可的理念是与之相关的。事实上,批评者们继续说,与其表面现象相反,这种关于政治理念的相对主义观点甚至连局部的(local)规范性力量都没有。也就是说,不仅是那些不重视这些理念的社会不会因为鄙薄它们而遭到指责,甚至在那些确实重视它们的社会中,人们的重视也不具备规范性力量。因为这种重视仅仅表达了那些支持这些政治理念的人的观点罢了??墒?,他们的支持还无法为针对侵害自由的行为所给出的批评提供基??;因为,别人不同意我或其他人所赞成的东西,这不能构成我们对某事或某物展开批评的理由。他们为什么应该和我保持一致呢?为什么这样的分歧就不是针对我——因为我没有和他们保持一致——的批评呢?

毫无疑问,针对某种相对主义的看法,这种批评可真是批评到家了。但是,无论我的看法是多么地认同自由的历史性,它也绝不是相对主义的。我相信,自由的理念是以具有说服力的理由(cogent reason)为基础,而这些理由是人们不得不承认的。不过,它们并不依赖于人们对其说服力和强制力的承认。请允许我在这里提出支持自由理念的三条理由(每一条都只用1~2句话加以说明):

(1)效率。个人和非政府组织可以比政府机关更好地处理许多事情,因为政府机关有可能使得事情更加混乱、增加麻烦、缺乏效率。因此,人们所适当追求的自由理念,可以避免政府进入那些超出其能力范围的领域。

(2)声名狼藉的权力腐败。自由?;と嗣窈妥橹庥谡那趾?;而且,通过限制政府的权力,自由使得个人和组织能够把腐败的危害降到最低点,并使政府承担起责任来。

(3)自主(autonomy)的价值。人们能够按照自己对客观情况的看法和对风险和机遇的认识来行动,在这一意义上,人们都是自主的主体。这种能力是人成其为人的标志,也是人们必须尊重他人这项义务得以成立的基础。同时,自主还是自尊的前提条件。而且,正确地运用自主能力也是在合理的程度上保持自尊的源泉。自由的理念建立在把人当作自主的主体并加以尊重的基础上。它是在政治领域发挥效用的学说之一。

自由的前两个基础,主要是政治意义上的。它们产生于政治权力的诸种特性(properties)和倾向(propensities)之中:政治权力容易被腐蚀;在追寻某些目标时它是有效的,而在追寻另外一些目标时,它却是低效或无效的。然而,自由的第三个基础则是道德性的,它不是根基于政治,而是根基于个人的道德之上。当我们考虑到这一点时,我们就会意识到,政治道德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是个人道德的拓展,是个人道德应用于政治主体的表现。

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我认为,虽然自由的政治基础很重要,但是我们能以目前的方式拥有自由这一理念,其原因却在于个人的道德,尤其是在于个人的自主性所具有的价值。所以,我将花几分钟的时间来说明——虽然只是粗线条地——对个人自主性的尊重是如何影响到政治自由的。

所有主体,包括政治主体在内,都有义务去尊重他人,而这首先就意味着,要尊重他们的自主性??墒?,这项义务会主要因为两种方式而受到侵害。第一种是,人们的自主能力或可供选用的生活选择方案会遭到某些方式的限制,这些方式不合理地妨碍了人们过有意义生活的自主能力。第二种是,其他一些人能够通过胁迫、强制和操纵等方式迫使人们按照别人的意图行事,或者通过这些方式阻挠人们按照自己意愿——即不受干扰地根据自己所得出的判断——来行动的能力,从而侵害人们的独立性。

虽然对这两种情况的解释和说明还有许多争论,但是它们其实是很相似的。粗略地说,第一种侵害方式就是无理地妨碍人们运用自己的自主能力。而这实际上暗含着这样的观点,即,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自主行动的话,那么我们的行动就可以使我们过上有意义、有收获的生活——一句话,过上好的生活。因此,把人们当作自主的主体加以尊重,就是要求有足够的自由(freedom);这里的意思是说,要有足够广阔的选择空间,使得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过上有意义、有收获的生活。第二种侵害则是使他们的意愿屈从于另外一个人的意愿。这种方式通过控制使人们成其为人的那些能力,而把他们当作无生命的工具来使用,使他们屈服于某一个人的意愿。这两种侵害模式都破坏了人们作为自主的主体,作为人而行动的能力。而像杀戮、愚弄、麻痹之类的行为,则是对尊重他人这种义务的另一种侵害;但我在此并不讨论这个问题。

尊重他人和自由之间的联系是很明显的——要避免第一种侵害,就需要?;と嗣窃谝恢挚赡芄嫌幸庖迳畹幕肪持?,具有追求自己幸福生活的能力和机会。而要避免第二种侵害,我们就必须?;と嗣堑亩懒⑿?,而不能将之当作我们的手段或工具去实现我们的而不是他们的目的(除非他们由于被强制和被操纵,也已经把这些目的当成了他们的目的)。

这种粗略的观察仅仅提供了一种推动力,促使我们去追问那些关于尊重他人这项义务以及它对于政治自由有什么主要含义的问题。在这里,我们需要确定,那些让人没法接受的胁迫、强制和操纵是怎么形成的。为了我们或那些我们可能影响到的人们的生活环境,我们还需要确定,什么是对人们能力和机遇的合理影响,什么是不合理的影响。不过,其中首要的观点还是很明白的。在尊重人们的独立性的过程中,我们得承认,他们使自己成其为人的能力是他们自己所具有的。我们不可以挪用他们的能力以为我们所用。让我再重复一遍,人们是有机会通过使用自主能力而过上一种有意义的生活的,如果我们采取的行为方式是对此并不施加不合理的影响,那么我们就会承认——虽然会以某种别的方式——人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这是因为他们具有一种自然而然就会去寻求有意义的生活的能力。我们尊重他们就在于?;ふ庵帜芰?。

当然,我的目的不是为了确定政治自由的价值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个既成事实。而我的论述首先是为了表明,对政治自由的拥护是怎样同那些基本的道德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它又怎样产生了一些需要被回答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就是那些决定着所有人的道德义务的问题,即,那些关于我们应当尊重他人的问题。尊重他人的问题,虽然有政治上的特殊应用,但它并不是专门的政治问题。

然而,我还有一个更深远的目的。我刚才谈到了效率、权力腐败、尊重和自主性等话题,其实,我是在用它们来支持我的主张——政治自由理念的历史性特征并不会导致道德相对主义,也不会破坏该理念的规范性力量。在承认自由理念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下有不同应用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效率、腐败、尊重和自主性这些考虑因素(considerations)本身就是无条件的和普遍的。但是现在,有人就提出一种反对的疑问:如果自由的理念能够得到那些普遍性东西如此牢固的支持,那么它又如何会是一个历史性的理念呢?

我想答案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虽然那些为自由理念提供说服力的基础因素在它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是,自由理念依赖于它们的结合。只有当人们开始把各种因素联系起来考虑,把它们合在一起支持一种理念时,自由理念才得以出现。在欧洲历史上,可以得到证实的是,自由理念的出现是如下因素相结合的产物——连年的宗教战争把欧洲划分为许多国家,它们在战争之后都向往着共同的和平;资本主义经济实体的出现,要求提高流通和自由的程度以迎合正在改变的环境;从先前的专制主义时代开始,政治权力就一直在向集中化发展,而现在需要对其有新的原则性限制;个人自主的觉醒意识正在日益增长,虽然它常常是通过基督教方式表现出来的??杉?,像政治自由这样的新理念,正是由不同方面的因素结合而成的。

第二,自由理念一旦出现,就会在思想中、在不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有其具体的形式。从这一点来看,它是否真的被推行还是仅仅被提倡,并没有什么要紧的。因为无论是在真实的生活还是在口头的提倡中,人们总是要依赖上述那些基础因素来支持具体的社会和政治措施,所以对于那些具有这一理念的人们来说,自由总会有其具体的形式。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出,在充实它或者将其转化为具体政策的过程中,自由理念逐渐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生命,超越了产生它的那些基础观念所严格限定的范围。通过转变为真实的历史存在物,自由就在传统中获得了自己的身份(identity)。

为了达到本文的论证目的,我们甚至可以脱离事实地假设,在追求自由理念的过程中,其提倡者是没犯错的。他们所支持的那些措施,的确都是一些服务和实现自由理念的措施。我的观点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制度性原则、结构和政治措施,也可以很好地实现自由理想。简而言之,像自由这样的理念,除了它的基础因素所提供的东西之外,还涉及更多的东西。

让我通过几个简单实际的例子来证明我的观点——在什么条件下,政府将可以获得关于公民的信息?这种信息将怎样被保存起来?在使用这种信息时又有哪些限制?自由的捍卫者们总是关心这些问题。它们至少影响到自由理念的两个基础因素。第一,信息是权力的源泉,而权力会腐败。掌握在政府手里的信息可以被滥用,而且常常就是这样——要么是为了满足某些私人目的而被滥用,要么是在追逐某些合理的或不合理的公共目的时被滥用,而这种追逐是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的。其实,政府总是迫切地想有所作为,当它们获得了信息而能够推行某些措施时,它们会发现这种迫切的要求更难以抵制。因为?;じ鋈嗣庠庹形指缮娴淖龇?,总是或者说肯定会采取这样的态度——它要使得政府推行侵犯自由的措施成为显然不可能的事;只有这样,政府才没法继续这么做。第二,政府获得了个人的信息,就是把私人的行为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当一个人的行为记录被别人检查时,他就是在被监视(be watched);而只要人们知道了这一点,他们的行动条件就发生了改变,并且这也使得隐私及其相应的行为变得不可能。这意味着,个人隐私将会减少。

当然,我们并不能由此推出,政府就不应该掌握公民的任何信息。没有这些信息,政府就无法有效地运作。不过,各国都有一套完整的规定来对政府掌握公民的信息进行限制——有的信息只能保存在简要的统计表格中,而不能具体到任何个人;另一些信息则只能由政府的某些部门所掌握,而不能传到其他部门;有的信息在一段时间以后将会被删除;还有些关于个人的信息,政府若想掌握,必须向公民通报一声,如此等等。在每个国家都存在着这样的争论(debate),即,针对政府在掌握公民信息这一问题上所采取的限制是正好,还是太紧或太松了。这种争论肯定会以当地的条件与文化等方面的实践状况为基础——当然,它也需要揭示了自由的基础因素的那些第一原则(first  principles)作为基础。不过,虽然这样的论述(argument)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但是主张从这些第一原则中推出一套制度安排而排斥其他,仍是愚蠢的。也就是说,各种相互竞争的制度安排,在原则上可以为自由提供同等的?;?。

在实际中,有三个另外的因素在人们的这种争论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个是,政府所采用的措施对于其他原则和目标所带来的影响。第二个关系到关于采用这些措施的可能性(likelihood);因为我们只能满足于我们能够得到的东西。第三个因素,也是极具理论意义的一个因素,则是地方传统的力量。在有些地方,传统的名声不好。但这样的名声主要是由于误解所造成的。追随传统有时被等同于缺乏心智、卑屈盲从的保守主义。的确,追随传统的理由与追求那些政治原则或理念的一般理由通常是不一样的。的确,传统也不应该被盲从地、无条件地追随。但是,传统能够排除散漫的看法而为自由的理念提供相对稳定的内容。这一点(或者说“自由的实现”)正是那些基础因素所无法解决的。传统的这种基本功能至关重要。

我们以一种方式而不是另一种方式去追求和?;ぷ杂?,常常是没有理由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是在继续做着我们过去一直在做的事情。当然,我们会设定说:其实我们已经在追求和?;ぷ杂闪?;我们所采取的方式虽然不是从那些自由的基础因素而来,但也是对这些因素的响应。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当然就应该改革我们的制度,使之转变到与那些基础因素合拍的路数上来。传统的规范性力量并没有损害那些基础因素,也不是在与它们竞争,而仅仅是它们的补充。

有些人在否定我的这种看法——传统具有一种规范性力量而要求人们对之忠诚——的同时,他们也许会承认,支撑自由理念的那些基础因素允许人们以各种形式去实现自由,而我们这样做的种种方式,将会成为人们所依附的传统的一部分。于是关于传统,他们会说,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仅仅因为情况到现在为止一直是这样而就主张应该继续这样,是没有道理的。不去改变我们的方式,也许会十分便利而且节约成本;不过也仅此而已。所以,这些人误解了传统的规范性所具有的重要意义(normative relevance)。的确,传统的规范性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便利和节约成本这些方面加以考虑;这些考虑是很重要的,也是不应被低估的。不过除此之外,传统的规范性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还可以从它的另外两个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传统是传达隐性知识(implicit knowledge)的载体。我先前曾说过,对诸如“政治自由”这种理念的忠诚,依赖于人们对它们的广泛接受,以及对其含义具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和理解。这类知识弥散于社会生活之中(diffuse),有着细微的差别(nuanced),无法成功地用明确的指导规则(instruction)传达出来。它们通过习惯而被传递到一定的文化传统之中。传统虽不严整(rigid)但却稳定。于是,传统对于这种传递过程,进而对于成功地追求和?;ぷ杂衫此?,是十分重要的。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尊重传统的重要理由。

第二,许多重要的基础因素常常集中体现为法治价值(rule of law values),它们要求人们——至少是在它们没有损害基本价值时——忠诚于政治传统。而最重要的法治价值就是从“尊重他人”中派生出来的。在这里,尊重他人就是尊重他人的筹划能力。而这种筹划能力是以某些稳定的预期(settled expectations)——对行为怎样才能适合于现存文化传统的预期——为基础的。所以,除了别的原因之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人们应当认识政治体系的本质及其运作方式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任何改变不仅不要武断,而且还要在前面加上这么一条——允许人们的个人筹划和安排可以有合理的调整——的原因。

尊重自由的这种传统(tradition of respecting liberty),作为自由学说的一部分,作为指导我们应如何实现政治自由理念的规范性背景的一部分,它所具有的重要性不应当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即,传统的力量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规范性因素,它仍从属于我一直所说的那些支撑自由理念的种种基础价值。尊重传统,对于传统所要求的行为来说,是一条内容独立(content-independent)的理由。简单地说,这意味着传统所具有的独立性,不是从那些传统所允许的行为的价值中产生的,而是仅仅由于这些行为受到了传统的支持这一事实。假如传统是以另一套制度安排为中心,那么传统的力量就会去论证另一套行为模式的合理之处;那将是一套与所选择的制度安排相符合的行为模式。

自由的传统的力量所具有的内容独立性说明了,它比那些基础价值(underlying values)本身更能决定人们关于自由的具体学说。传统能够允许不同的制度安排,而这主要就是由于它的内容独立性。不过,同样的事实也说明了,传统的力量从属于那些基础价值;因为自由原则最终必须服务于(serve)自由;而这,正是由那些基础价值所保证的??杉?,传统的力量仅仅有助于在这种或那种社会的生活中,为人们对那些基础价值的追求赋予一个具体的形式。它并不能使我们超越那些理念。

现在,我们该来清点一下了(take stock)。为了准确地揭示我谈论的主题所具有的重要性,我一直没有超出它的范围。我认为,政治自由的信条是历史的产物,它产生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它的历史性有两个方面:第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它把?;じ鋈嗣庠庹蛊鹊恼涡砸蛩睾妥鹬厮说牡赖滦砸蛩?mdash;—这种道德性因素给我们大家赋予了一些义务(不过在当前的语境中,这尤其是政府的义务)以?;じ鋈说淖杂?,并使得在社会中追求个人自由成为可能——结合在了一起。第二,尽管我们所提到的那些基础的政治性因素和道德性因素并不能单独(uniquely)决定社会的治理方式,但是,自由的理念必然会呈现出某种具体的形式。我来举一个例子:我们总是需要某些程序(process),一方面它能够使得执法机关出于某些善的原因(good cause)而阻止人们的某些行为,另一方面它也能?;の颐敲庠馕薅说拇?。逮捕是不是应当首先获得法院所批准的逮捕令呢?在可以批准逮捕令的情况里,又应当由谁批准,以何种程序批准呢?等等。这些问题有多个同那些基础因素相一致的答案。然而,总有一些制度安排是必须采取的;仅仅看到其他的可选择方案好,在这里用处不大。自由理念所采取的具体形式、自由学说在一定的社会生活中呈现自己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地传统而不是基础原则的作用使然。不过,传统是具有历史偶然性的(historically contingent)。它可能会有不同的内容,从而可能就会影响其他可选择方案的出现。但是,自由理念的历史性仅仅意味着,它把那些在传统中呈现出具体形式的基础因素结合到一起,而这种结合是偶然的。在有些环境中,这种理念可能还不会出现;而这种缺乏并非就是一种损失,我们也不必为之感到遗憾。

我把自由的历史性当作解释如下问题的关键,即,针对自由的本质和含义所展开的争论是如何可能的?也就是说,为什么几乎没有人会因为没有道德压力就拒绝了自由理念,而只是在该理念的内容和之所以具有这种内容的原因上有所分歧呢?论证到现在这一步,我们就可以注意到自由的历史性和这些争论之间的联系了。自由理念的偶然性表明它会随时间而改变;而这也为自由理念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性质。它意味着,我们不可能诉诸该理念的内容就充分地确认(identify)它。我们更应该认为,提到自由的理念,就是要提到那些最好地满足了那些基础因素或价值——它们同我们所知道的政治自由理念是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的种种原则和制度安排。

关于自由理念的图像(picture),还有许多需要解释说明和详细阐释的地方。但是我愿意让大家自己去做更多的思考。简言之,自由的理念是通过它的那些基础因素而得到确认的。这些基础因素,随着自由理念在历史中的呈现、发展而被整合到该理念之中。自由理念包括了对那些基础因素的正确运用,同时也给予了当地传统应有的分量。于是,关于自由理念的争论和分歧现在就很容易理解了。它们其实是关于什么才是自由理念在历史中呈现的最佳方式——应当承认,最佳的选择方案不止一种——这一问题的争论。这意味着,理念相同,但其内容和含义会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会以通常的方式发生,即,基本原则的运用会随着它们所运用的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而且会由于一些基本因素与该理念之间关系的强化或淡化而发生。自由理念的关键点,就在于它是历史性的。这个事实替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它的内容会不断变化,为什么关于其内容的争论会如此流行,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在前文所提及的另一种因素——我们在现行的理念中还存有情感和认知的投入——的时候。

请允许我更清楚地说明一下:我并没有说,关于政治自由理念的本质和含义的所有争论都依赖于该理念的性质。就像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在这里,也有一些争论是属于解释性的争论。它们或者是由于对一些理念的误解而产生的,或者是由于这些理念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但我的目的不是对这些不同争论的本质进行详尽无遗的分析。如果我先前的看法是正确的话,那么,那些看法也就可以解释:那些针对一个共有理念的本质和含义所展开的争论,怎么就会这样地普遍而深刻。我的这些看法为本质互竞的诸种概念——这是加涅(Gallie)描述的,并且得到了我们所有人的承认——这一现象提供了一种解释。

在我陈述关于自由理念的历史性及其部分含义的观点时,我一直试图反驳这样的批评意见,即,认为我的观点包含着一种社会相对主义(social relativism),而这种社会相对主义剥夺了所有规范性力量的自由(liberty of all normative force)。我曾强调,由于自由理念对地域传统的依赖而导致的差异性,是要受到?;と嗣敲庥谡怪坪妥鹬厮苏饫嗷⌒钥悸且蛩氐闹圃嫉?;而这类因素所具有的普遍性(universal)恰恰是地域传统所没有的。不过,关于自由的普遍性这一方面,我所谈论的内容的确过于抽象。所以,我打算通过对自由学说的这个方面进行一些详细的阐述——自由理念的普遍性在于,它总是根基于通过尊重人们的自主性而尊重他们的道德理念之中——来结束我的文章。如果不考虑到这个方面,我们就会无望地陷入以下这些困惑当中:对于自由来说,究竟什么是如此主要的?我们难道不可以承认,自由(freedom)在很多情况中并不具有重要性吗?一个人能够从15个而不是12个左右同样品牌的牙膏中进行选择,这真的就十分紧要吗?一个人能够在法国南部的25个而不是仅仅20个海滩中选择度假胜地,这真的就十分紧要吗?对于企业来说,自由(liberty)难道不是它们通过培养消费者的无聊趣味而剥削他们的许可证书(charter)吗?

有些学者希望能为这些问题找到量化的答案。其实,从待选方案(options)中进行选择的自由并不是紧要的,紧要的是一种能够获得尽可能多的自由的能力。不过,这似乎是个没有希望的意见。因为,并不存在一种绝非任意且价值中立的尺度,可以让我们借助它来衡量自由的数量(quantities of freedom)。而且,如果待选方案本身、或者其中的许多都没有什么价值,那么把大量的待选方案堆积在一起如何会是有价值的,这一点我们并不清楚。其实,自由的重要性就在于,人们能够自由地做出重大的选择。而要?;ず痛俳庵肿杂?,我们就必须知道哪些待选方案才是重要的。但是这种认识也带来了它的危险性:难道它不会推导出这样的看法——即我们正在努力获得的东西就是人们应当做的那些好的、正当的事情——吗?难道尊重他人不就意味着尊重他们的利益——而在利益的名义下,利益又反过来表明他们正在做正当的事情——吗?许多理想主义者就是沿着这条路,打着被压迫者的旗号——由此确信他们正在做正当的事情——来压迫自由。

而自主性——这种依照我们自己的意愿生活的能力——则指出了一条不同的解决路径。当然,这种解决方式也会走极端。有些人认为,通过尊重或促进人们的自主性来尊重他人,意味着对其他事情允许他们做任何他们喜欢做的事(所有人都有平等的自由)。但是,自主性并不是任性而为的权力,而是一种对事物本身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形成某些观点,并根据这些观点来行动的力量。具有自主性的主体(autonomous agent)以这样的方式进行选择——如果他的判断像他所认为的那样好的话,那么他的行为就会使他获得更多的机遇从而过上有意义的生活。尊重人们的自主性,意味着人们能够自主地行动而不是被强制或操纵(其原因我在前面已经解释过),意味着人们可以享受现有的条件,以至于如果他的判断像他所认为的那样好的话,那么只要不是运气太坏,他就会过上有意义的生活。

尊重他人,换句话说,也包括能够容忍他人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当然,这并不包括祸害别人生活的自由。我们必须做出一些强硬的决定来划出界线,用这些界限来限制个人自由,以使得别人免于伤害或可能的伤害并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自由。不过,尊重他人并不允许一个人替别人做出什么对他们是好的这样的决断,也不允许他迫使别人去那么做。然而同时,尊重他人所涉及的内容,的确又不仅限于对他人的判断和选择不加干涉。一个无家可归的、没有工作的、毫无一技之长的穷困潦倒之徒,也许人们不会去干涉他,可是他的自主性对他自己却并无助益。无论他做什么,他也不会过上有意义的生活。因此,要去?;び幸庖宓淖灾餍?,就是要去?;と嗣悄芄还嫌幸庖宓纳畹奶跫?,如果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而且运气不坏的话。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关于哪些待选方案是有价值而哪些是没价值的这种判断在政治(politics)中居于核心地位,但是这并不是为了使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这样有损他们的自主性),而是为了?;な顾堑淖灾餍阅芄怀晒Ψ⒒映隼吹闹种痔跫?。

所以,人们需要那些支撑政治自由理念的基础因素,都是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政府独裁和腐败,为了使政府别去承担那些它们几乎无法处理好的任务,也是为了尊重个人的自主性。而尊重个人的自主性,是要通过?;と嗣敲庠馇恐坪筒僮?,通过?;ふ庋恢只肪?mdash;—在这种环境中,如果人们的判断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好,那么只要他们不是运气太糟,他们就可以过上有意义的生活——来实现的。这就走向了这样一种关于自由的学说,即,自由的实现依赖于对个人道德的理解,而个人道德可以?;じ鋈嗽独牍俜降牡赖轮饕澹╩oralism),远离政府打算指导私人生活的企图。更进一步地说,这种学说要求政府能够在一个富足的环境中?;じ鋈说淖杂?,这个环境会为他们生活的所有重要层面提供充足的机会。

第二章 正义、义务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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